陶保晋是受害者
1937年冬,南京陷入兵荒马乱的灾难之中,陶保晋领导红卍会字奔忙于连络各方人士和外国教士弘道展慈,祈求和平。扩建救护队、掩埋队、难民收容站、临时诊所。设粥棚、施棉衣,以“薄棺收掩”死于贫病和战火中的不幸者,就连被炸死的日军飞行员也给与人道收掩。南京红卍字会竭尽全力的救助义举百姓有口皆碑;会律严明的红卍字会件件有案可查。
红卍字会长陶保晋和他的社会影响力以及精通日语的个人背景,被入侵者视为非得不可的一块“亲日肥肉”,他们有备而来,有谋而动。首先在军事占领的同时,野田部队冲进陶保晋在汤山的《陶庐》温泉别墅,疯狂扫荡、狂饮乱舞之后,立即霸占为日军司令部所有。接着便开始软硬兼施地逼他参与组建伪政权。
令日寇大出所料,陶保晋竟公开以红卍字会“不涉政治”、“不作慈善范围以外之企图”等道教宗旨相对抗。一面不断地吞食他在南京夫子庙和将军庙等处的地方实业,打击他的慈善基地。一面突然袭击式地将早已确定好的自治会正、付会长的人选,“临时变更”为陶保晋。在陶保晋以养病为由离开自治会后,日寇更加恼羞成怒、步步紧逼,白日不断骚扰,派员登门探视,以一筐生梨,隐喻“生离死别”相威胁。夜间突袭陶府旋风式的扫荡洗劫,将所有贵重物品、古董字画、道祖神龛经文、陶氏祖宗牌位、宗族家谱一扫而空。在《铁帐难消:日本究竟欠中国人民多少》一文的有关章节里(百度百科)有与陶保晋1938年3月《辞职书》相吻合的纪实:“所有全部红木家俱及衣箱,瓷铜器与一切物品,约值四五千元,被劫一空。唯内有佛堂一间,供奉老祖宗笔画像,与历代祖宗神位像,并道院传授《太乙北极真经》及《午集正经》、《未集经髓》与各种经典,今竟全行被劫。日军在南京对于不能抢走的文物便破坏掉。”
日寇对其掠夺罪行自始至终予以抵赖、置之不理陶保晋的投诉,反而不断以各种方法威逼、强派他担任会长、委员等虚设的伪职。1942年陶保晋利用“立法委员”的身份,抵制伪政府为日寇筹措军粮的粮食收购政策,以缓解 百姓的粮荒之苦,联名弹劾了汪伪粮食部长,又遭到秘密缉拿而四处逃亡,1942年2月的中央日报第二版头条刊登∶“立法委员陶保晋及检查委员吕一峰等三人勾结不法奸商对抗粮食政策,被撤职查办。”这是一件轰动全城的大事,却又是一个盗铃掩耳、转移视听,陷害正义之举的阴谋。但诬告最终经不起查证,日伪只好草草收兵,陶保晋才逃过一劫。
抗战胜利后,更大的灾难又一次降临在70高龄的慈善家陶保晋的身上,他被军统特务机关以汉奸罪押进黑牢。他以法学家的判断力和自己的一生作为,向高等法院坦荡地、全面地呈交了“无罪证明”。但他的1938年的《辞职书》被暗中删除了;1942年他的“弹劾汪伪粮食部长案”和他的秘密缉拿证明不翼而飞了;他的撤职查办案被篡改了,,,,,。
但是,他的红卍字会1938年---1939年的救助难民和日寇南京大屠杀掩埋4万3千余人的历史档案、照片等铁证,此时正握在中国首席大法官 梅汝璈手中,在国际法庭上发生了使战犯惊魂的作用。
而陶保晋却在没有任何罪证的军统特务机关的公诉下,被判下“共同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的重罪和重罚,把日寇霸占的陶保晋合法经营和合法继承的产业全部作为“逆产”没收了。民间宗教慈善组织 南京红卍字会被诬陷为“出面组织”伪政权的汉奸特务组织。
陶保晋遭受殃及后代的灾难、南京红卍字会和他的慈善事业被彻底摧毁,1948年6月,陶保晋出狱两个月后,他在起草一份济南红卍字会长的悼词时,悲伤和冤狱之痛纠结,猝然倒在南京火瓦巷24号红卍字会的办公室里,含冤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