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桩乱世冤案 》
剖析蒋介石政府对江宁名人——陶保晋冤假错判的<通敌谋反判决书>及附件
（一份发自伦敦的Email）
诺、然、琳、芳及可爱的侄甥们：
你们挑起重担，为爷爷的冤案鸣不平，尽心尽孝，我很感动，更是满心感激，也为我们这一辈所受的伤害和所耽误的时间，感到万分的愧疚。最近收到<判决书>的原文，把我细读后的看法与你们交流。
先从历史档案看当时的背景：1945年蒋介石以“抗日英雄”的身份还都南京，又积极筹划“灭共”事宜，真是不可一世啊，吹喇叭抬轿子的人围着他团团转……。爷爷始建于1920年的陶庐温泉十分抢眼，被日军司令部霸占八年后，国民党的接收大军以收“逆产”之名进驻，并在国民党军、政机关之间展开了一场使用权的争夺战，但它还同时被蒋总统看中。从45年开始争抢，直到成立以张溥生为主任的“汤山风景区建设筹备处”，并于1946年4月正式确定《陶庐》为《总统专用温泉别墅》后方告结束。从此陶庐就在蒋介石的亲自关注下，由孙荣樵进行总体设计，并有两千万元的专款用于维修和改造，陶庐的设计和规划经蒋介石亲自审阅同意后才开始实施，蒋介石两次亲自听取修建汇报，期间还亲临现场视察，可见他是爱不释手啊。
也许是巧合，也许是真实的背景，国民党的军统特务机关就在此时此刻，紧锣密鼓，倾力配合，把《陶庐》的主人、70高龄道教信徒,一位远离政治、专心修道、热心红卍字会慈济事业的慈善家，精通法学的大律师陶保晋“捕送”检察机关，入狱受审,并于1946年6月8日下午5时宣判“陶保晋共同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的重罪和“全部财产没收”的重罚。在这个大背景下，我们看到在军统特务机关的导演下，上演了一场先夺私人财产、后抓主人治罪的活报剧。
一 关于判决书定罪、量刑、处罚的“主文”
这个由军统机关捕送的“要犯”，他的“主文”的草拟、审阅、批准都非同小可，这个主文可谓惊天的吓人：“陶保晋共同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处有期徒刑两年，剥夺公权三年，全部财产，除酌留家属必需生活费外没收。”
“主文”的定罪对当局（军统和他的主子--蒋总统）作了最满意的交代，向社会提供了如下信息：1，陶保晋犯下了通敌卖国之罪，军统一定掌握他犯罪的铁证，陶保晋乃是大汉奸，大卖国贼，他犯下了不可饶恕的“滔天大罪”。2，只判了两年，实在太便宜他啦，不该如此宽大他。3，如此大的汉奸，赚的都是黑钱，统统都是“逆产”，统统都该没收！还酌留给家属必需的生活费，对他们太仁慈了，饿死全家都是罪有应得！
惊天动地的“主文”非常成功地煽动起民族情绪，非常成功的达到了政治和经济的理想成果。
但是，非常遗憾，我们在判决书的“事实”和“理由”里，没有看到一丝一毫由军统特务机关提供的“共同通谋敌国”的罪证，哪怕一个密电码，一个密约，一个勾结日寇入侵的电话录音或代码……。没有！我们字字句句的搜寻，既不见“通敌”的蛛丝，也不见“谋反”的马迹！
二 关于判决书的“事实”
在犯罪“事实”一节里，非但没有看到军统特务机关的任何一件“通敌谋反铁证”，却只见列举了众所皆知而又被逼迫的公开“任职”。除此之外与他们有关的只有一句话：“日寇投降后，即由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捕送本院检察官侦查起诉”。
他们极不负责任地把日寇利用爷爷的社会地位，以卑劣手段逼迫和强派的公开任职和捏造的罪名进行拼凑和编造。
在犯罪事实的第一罪行中写下：“陶保晋于民国十二年被推任世界红卍字会南京分会会长，二十六年，十二月首都沦陷后受敌人指使出而组织自治会，自任会长……，”“并推荐副会长孙叔荣任该会会长”等等。
怎麽爷爷自己创建，并于民国十二年（1923年）率会参加日本关东大地震救助的中国道教慈善团体被列为首要罪行？难道“世界红卍字会南京分会”是日寇的“特务组织”？但是，时间是完全错误的，会长更不是日寇“推任”的。“判决书”的罪证在哪里呢？
1938年元旦，日寇总领事突然宣布陶保晋出任维持会长，并手持文书，在机枪、刺刀和重兵包围下的南京市民大会上，强逼他宣布自治会的成立。事后，爷爷难忍耻辱，急火攻心，大病一场，做出了告假和辞职的反抗。怎麽竟被抗日政府编造为“十二月首都沦陷后受敌人指使出而组织自治会，自任会长”的卖国罪行呢？难道为了统治中国，拼凑强拉“伪政权”的不是日寇，而是红卍字会“出而组织”和陶保晋“自任”的吗？难道这不是在为日寇开拓罪责，并向中国民间的宗教慈善团体泼污水、栽赃陷害吗？
爷爷在他呈堂的物证——1938年3月向日寇公布的<辞职书>中，将日寇成立自治会期间，他从口头拒任突然宣布的“维持会长”任职，到吿假养病，公开辞职，以及日寇夜袭家宅、抢夺私产、砸毁经堂……。完整地记录了全过程。陶保晋笃信道教、不涉政治，从不主动任职，有生以来只有一次，自任过由他自己于1922年创办的道教慈善团体——南京红卍字会会长。他们竟篡改时间为1923年，并造假为被日寇推任，更加离奇地把“自任红卍字会长”套到臭名昭著的自治会的头上。“辞职书”中分明写着：“两月以来，负责有人，锡三并无若何责任，亦无经手事件，正在专心疗养脑病，” 试问：“推荐会长”之事又从何而来？ 在尽人皆知的“逼迫任职”期间，他们也拿不出任何一件“通敌谋反”、伤害百姓、以权谋私的证据。更为荒唐的是，他们把爷爷1942年，反对日寇囤积军粮，敦促汪伪粮食部长缓解南京粮荒，为民解难而受到秘密缉拿和撤职查办；把撤了伪职又四处逃亡的悲惨遭遇一笔勾销，篡改为“因不满伪政府对粮食管制”和“提出建议”、“撤职查办，遂闲居南京”。爷爷被“撤职查办”的呈堂物证，充分证明汪伪政府将他历来对抗日伪的言行，进行了彻底的清算和严酷的惩处。但堂堂军统特务机关竟将这一“为民抗敌”的正义之举，列入犯罪事实之中，不知是思维混乱的胡编乱造？还是颠倒黑白的敌我不分？难道这不是在篡改历史、误导社会吗?
这样肆意歪曲和捏造，这样毫无罪证的“犯罪事实”，竟做出了“共同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的重罪结论。半个多世纪来，社会上流传的一切“不实之词”，置陶保晋于死地、让家属和子孙后代背负沉重枷锁艰难度日，皆源自这罪恶的“判决书”。军统和高等法院应该怎样向陶氏后代和世人做出交代？
三 关于判决书的“理由”
判决书“主文”里定下了“通敌谋反”的重罪和“全部财产没收”的重罚，尽管没有任何罪证，但，军统是这麽定的，法院就要这样判。为此，六十多年来，几代史学专家们，费尽周折，翻箱倒柜，始终没有查到陶保晋危害民族利益和伤害老百姓的罪证（大屠杀研究所长张连文教授也如是说），他们反倒查到了大量有关爷爷的无罪史料，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找到了陶保晋“坚辞伪职”的呈堂物证——1938年3月向日寇提交的《辞职书》。
但，这份生死攸关、光明磊落、控诉日军暴行的《辞职书》，在判决书中非但只字不见，而且不翼而飞了，直到50多年后才被<中国档案馆>的戚厚杰先生发现和公布，并理所当然的把它列为一件“日寇侵华的罪证”！这是多么令人震惊的重大发现啊！
“欺世魔法”与“瞒天捏造”
爷爷以他的从业经验和法学理念以及他的实际言行，向法庭提供了大量的物证、文稿、档案记录、辞职书、撤职证明等等。仅一份1938年的辞职书；一桩1942年弹劾粮食部长案，就清楚地阐明了爷爷与日伪是迫害与受害的关系。证明了他竭尽全力扶助百姓，却又饱受日寇抢劫、逼迫之苦。又如：联合国际力量建立难民区，保护和安置难民，掩埋日寇南京大屠杀遇难者，以及红卍字会的各种战乱救济善举都呈交在法庭上。（红卍字会至今可见详实周密的档案保存，是爷爷法制理念的见证！）都足以证明他从未通敌、从未图谋反抗本国。
但军统强加你“通敌谋反”之罪是铁定的，尽管你有万千无罪铁证也休想推翻它。在军统的逻辑里，他们捕送的“通敌谋反”要犯的供证里，岂可有“日寇侵华的罪证”？岂可不除！于是法院大施欺世魔法，将陶保晋呈堂证物进行任意地筛选，恶意地剔除。他们砍掉了《辞职书》，就可以任意瞒天捏造，把日寇和汪伪淫威下的受害人变成“通谋敌国、谋反本国”的要犯；他们毁了《通缉查办》的文案，并把“离任伪职”和“撤职查办”混淆起来，就可以把早在1942年受到日伪清算和严惩的受害人，不仅列入1944年6月以前离任伪职者之中，而且可以强加重罪和重罚。你们精通法学的爷爷，难道不懂其中所玩弄的法术吗？他无奈、无助！他们欺人太盛！黑牢里的政治要犯，岂能敌得过军统特务机关？
近几年，我看到各地档案馆，图书馆，红十字运动研究会等单位公开的大量史料，都越来越多地证明了你们爷爷的清白和对社会的杰出贡献。我们终于识破了蒋介石军统特务机关与高等法院，合谋陷害爷爷所施的阴谋和诡计。
我们曾在<判决书>的误导社会，煽动民族情绪的重压下走过半个多世纪。你们的奶奶当年面对尚未成年的我们，时常含冤地倾诉：“你们的父亲是有辞职书的啊！”她受尽欺世魔法和瞒天捏造的折磨，痛苦地离开了我们！想到1972年，眼见上海一家医院因“反革命家属”，而对重病的奶奶百般岐视……让我至今伤痛难忍。
“减刑花招”与“破绽难补”
在“理由”一节中，提到陶保晋先后供认不讳，但他供认了什麽呢？整个判决书中只有两条：1，被逼迫而任职，2，常出席伪立法会。爷爷实事求是、诚实坦荡。但这与通敌谋反又有什麽关系呢？既是公开任职，又有“会议公报可查”。怎样“通敌”？如何“谋反”？在减刑理由中，他们不得不公布爷爷大量提供，而由他们施法编排的战乱救助和红卍字会掩埋遇难者等物证来“减刑”，但却又恶意地诋毁它，竟写下：“因受人指使与纵容而出任伪职”等胡言乱语，完全背离辞职书，违背历史事实。又如“与反抗本国之激烈分子自难比论”、“核其情节尚属轻微”，既不是“激烈分子”，又“情节尚属轻微”，凭什么定下如此重罪和重罚呢？为什麽为民抗敌而被撤职查办，非但得不到赞许和减刑，反被列为罪行呢？如何解释这破绽难补的矛盾呢？
“冤案铁定”与“别墅牌坊”
<判决书>最后在大量的繁缛障目的条条款款和“十日之内”的申诉时限下，使冤案铁定，翻身无日！一位旅日的爱国大律师，善举一生的老慈善家，潜心修道的宗教事业家，竟以“惟该被告已老迈，心尚慈善”，“酌留家属必需生活费”，把你打入黑牢还要你感激他们的“宽大为怀”。他们彻底地实现了没收全部财产的计划，夺得了抓汉奸、收逆产的双项大丰收！他们不仅摧毁了一位江宁名人的社会地位，更残酷地摧毁了他苦心经营的慈善事业，出狱后，惨死在他红卍字会的办公室里，他在江宁的墓地也被盗一空……
感谢中国共产党的求实精神和对我们的爱护和尊重，深入研究并向社会公开了许多不为人知的史料。在“陶庐”的铜牌上刻着：“該處建築為江宁名人陶保晋于1920年所建的私宅”，并多次投资修缮，将民国初年建造的陶庐旧貌换新颜，荣登江苏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榜。陶庐非但不是蒋家王朝错定的“逆产”，它还有被日寇霸占、践踏江宁民族实业和南京红卍字会慈善事业的历史罪行尚未清算；在蒋介石军统特务强盗式树起的“总统专用温泉别墅”的牌坊下，至今隐藏着一段极不光彩的历史。陶庐——是历经沧桑的中国近代史上，一本活的教课书！
作为江宁名人和大律师的后代，我们要对历史负责、对社会负责、对子孙后代负责。我们严正地向国民党提出申诉，控吿蒋介石军统特务一手制造的乱世冤案！让历史走出阴霾，还社会的公平与公道！还陶保晋的历史真貌和他在江宁的社会地位！蒋介石的《别墅牌坊》与《陶庐》之间真实的历史关系必需得到公正的确认；进而使我们的祖国——从法律上确定和保障——私产捐赠国家的合法地位！让它在江宁人民的爱抚下，以它的新姿迎接《陶庐》的90华诞！慈善家陶保晋的后人们衷心地祝愿：《陶庐》永久地回归我们尊敬的先人所深爱的热土，祝它以更加辉煌的未来——服务社会 、造福江宁！
安姑 18/01/2010于伦敦
附件：1946年6月南京市首都高等法院刑事判决正本（三十五年特字第二十八号）（详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