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桩乱世冤案 》
质疑蒋介石政府对江宁名人——陶保晋“通敌谋反”乱世冤案的判决
——祭悼先人陶保晋誕辰135周年——
（一） 江宁名人 实至名归
陶保晋（又名陶锡三，1875--1948)清末毕业于格致书院，上世纪初留学日本，毕业于日本法政大学。回国后，长期从业律师并兼任江宁（南京市前身）律师公会会长。历任江苏咨议局议员，金陵法政专门学校校长，江苏银行检查员，众议院议员，南京总商会法律顾问等职。
1907年，他与旅日归侨濮仲寅先生选址南京夫子庙大成殿学宫，携手创办江宁府属中学堂，他们怀着民族自立和科学强国的理想，致力于培养儒学与科学和谐共融的“新中国人”。这所学校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的新式学校之一。它历经沧桑，发展至今--著名的南京夫子庙小学已是桃李满天下，海外游子归，当他们于2007年在大成殿学宫欢庆母校“百岁华诞”时，都深深追忆和怀念两位创校的爱国学者。
1919年，陶保晋与著名的新闻事业家史量才先生合伙开辦“南汤山兴业公司”，开发利用南京汤山地热资源，开山筑路，引水鑿泉，带动了江宁地方经济的发展。1920年他投资建造的“陶庐温泉”，原为自家使用的温泉别墅，由于设计中西合璧，功能齐全，休闲养身功效奇特，在社会上有良好影响。于是，他很快决定举家迁出，转向社会，对外开放营业，从此“陶庐”成为南京名胜之一，保留至今。1937年日寇大举入侵南京后，非法强占“陶庐”为日军司令部所有，1945年日本投降了，但是“陶庐”并没有归还主人陶保晋。而在蒋介石政府大举“接收”的狂潮中，“陶庐”竟作为“逆产”，成为当时的一块“肥肉”，地方政府和军队机关纷纷“抢先接收”互不相让，最后于1946年4月被定为“总统专用温泉别墅”，1946年6月8日 宣判陶保晋“通敌谋反”罪，《陶庐》列在“逆产”之中而被没收，从此换了蒋姓“主人”。1949年，《陶庐》总算回到人民手中，几经修缮，成为南京著名的旅游景点之一，以民国初年代表性建筑列为江苏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至今温泉喷涌、造福江宁百姓。江宁之子、大慈善家陶保晋终可为此而含笑九泉！
陶保晋笃信道教，虔诚举善、回报社会。《陶庐》在汤山兴旺发达之后的1922年，他积极创办了颇具影响的慈善救助团体——世界红卍字会南京分会并担任会长。该会以不涉政治、救助灾患、维护世界和平为宗旨，对灾难中的民众实施关爱和救助，。 陶保晋曾于1923年日本关东大地震和1927年日本关西大地震时冒着生命危险、不惧艰难险阻，亲自组建和率领救助队前往地震现场救助日本灾民。在当年北洋政府禁运粮食出口的情况下，他费尽周折、转辗疏通，终将各方捐助的救灾粮药等物资及时运往日本灾区，深深打动了当地灾民。红卍字会等中国社会团体对日本关东大震灾的及时救助，犹如雪中送炭。当红卍字会的赈粮运到时，灾区正感米粮缺乏，米贵如金。当年9月13日，日本大阪《朝日新闻》上发表长篇文章《感谢善邻之同情》。南京红卍字会这一走出国门的救助壮举，为弘扬中华文明和人道主义精神；为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相处作出了不朽的贡献，并早已载入中日关系的史册，在南京红卍字会的档案里有着许多感人的记载。陶保晋的“ 人道为本、慈善义举、乐施善助、为民造福”的道德风范和在红卍字会慈善事业上的贡献都赢得了社会的认同和敬重，在1931年（民国20年上海良友出版社中、英、德、日文版）陶保晋被选入《当代中国名人录》。
（二） 日寇“以怨报德” 陶保晋“在劫难逃”
1937年，令世界震惊地发生了实在是中国人梦想不到的事，日本军国主义竟向他们曾感谢的善邻—中国，疯狂入侵，在中国的土地上奸淫烧杀、惨绝人寰地称霸作威整整八年。当年，在日军狂轰滥炸南京城，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的紧急关头，陶保晋凭着他的实力，完全可以移居国外或迁往后方，但他却本着救助灾患的社会责任感和他潜心经营的南京红卍字会的慈善事业，选择全家留在南京，自己全心投入南京的战乱安置工作，他率领南京红卍字会实行战地救护，紧急组建收容队、医护队、掩埋队，联络各方力量收容、安置、救助难民。在日寇大屠杀中，以陶保晋率领的红卍字会为主的掩埋队，掩埋无辜遇难者就有四万三千余人。在侵华日军血洗南京城的惨烈日子里，日寇为了在南京站住脚，千方百计拼凑组建维持会、自持会。他们的目光盯上了日夜奔忙在红卍字会，享有良好社会影响、精通日语的社会名人陶保晋。他们在陶保晋不知情的背景下，突然宣布他为“南京维持会会长”，并强逼他在南京市民大会上宣布自治会的成立。陶保晋当即声明：“锡三篤信神权，办理道院红卍字会历十有六年，向守会章，不闻政治。”但日寇对他直接拒任的声明非但置之不理，反而变本加厉。不仅对他“以怨报德”更“软硬兼施”地施加压力，逼他就范。在他口头拒任伪职，告假养病期间, 陶府突然出现不速之客——身佩军刀、足蹬马靴、全副武装的日寇军官手提一筐“生梨”，名为探病，实为刺探实情，并以“生梨”隐喻“生离死别”相威胁。但病中的陶保晋心领神会，冷眼相对，毫不动摇。紧接着又发生了日寇持枪荷弹夜袭陶府进行疯狂洗劫，连常年敬奉的道祖佛堂、祖宗牌位也不放过，暴掠扫荡之后，只留下了惊恐万般的一家老小和日寇的脚印、明信片和烟蒂。日寇的洗劫，全家的悲惨遭遇，令陶保晋忍无可忍，他满心酸楚，字字铿锵地写下了一份《自治会长的辞职书》！——日寇侵华和陶保晋受害的见证：“两月以来，负责有人，锡三并无若何责任，亦无经手事件，正在专心疗养脑病，尚未痊愈。忽市府路家宅又被劫一空，其中佛堂一间供奉经像及祖宗神位全行遗失，神经益加激刺，病益加重。曾经一再报告委员会据转领事府、特务机关查询在案。兹接公函，准特务机关小岛先生来会面述。询据天野乡三“供称不知，无从查询”等语，函复前来，倾闻之下非常伤感，病体益不能支，彻夜失眠，精神衰弱，形容消瘦。据医生诊断，非长期休养不能回复健康，实属不能再行出来。又写道：“此重言声明：所有会长虚名及任何名义一概辞谢，否认慰留。俾资静养而遂初衷。即请查照第八次会议记录，据转领事府、特务机关查照备案。附缴臂章一枚，即希查收缴销为荷。此致南京市自治委员会。陶锡三拜启。3月10日。 ”（1938年）
这份沉甸甸的饱含血泪的《辞职书》，是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研究员戚厚杰先生从尘封的故纸堆里发现，并于2005年公诸于世，在中外学者参加的纪念东京审判60周年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学术年会上，戚厚杰说，“陶锡三在政界、实业界与慈善界都有影响，是日本人早就看中了的豪族与长者。”又说：“目睹日军在南京屠杀暴行的陶锡三称病请假，但侵华日军将其家宅洗劫一空，逼其就范。3月10日，陶锡三正式辞职，并将《辞职书》油印一百份予以散发。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学术年会”上，戚厚杰先生以这份出自陶保晋真迹的《辞职书》为实证，郑重地说： “陶锡三辞职书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的一个证明 。”
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铁蹄，践踏蹂躏了中日两国人民的睦邻关系，也让一位善良的旅日学者；曾直接参与日本大地震的救助、被中日两国人民敬仰的大慈善家陶保晋身陷绝境、在劫难逃。
（三） 被汪精卫“撤职查办” 被蒋介石“通敌谋反”定罪
陶保晋正式辞职后，奉行道祖旨意，远离政治，专心红卍字会的慈善义举。但日寇绝不肯放过利用他的社会影响力，他们千方百计威胁逼迫，在汪精卫伪政府中又把他强拉硬推在“伪职”上。在日寇的重压之下，陶保晋只有强忍屈辱，抱定宗旨：尽管日伪“强派职”，自己定“不务其职”。自许曾有声明在先，“所有会长虚名及任何名义一概辞谢，否认慰留。”他心奉道旨，信守会章，坚持在红卍字会救济灾患,一如既往。正如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主任、南京师范大学张连红教授所述：“陶在汪伪时期还出任过日本人办的大民会的副会长和汪伪的“立法委员”，但实际上都是空衔，他没做什么事。我们从历史资料上也查不到他利用职权谋取自身利益、损害国家民族利益的记录。”
直到1941至1942年间，日寇以“筹措军粮”为由大力搜刮和囤积粮食，汪伪政府奉命对民众强行征购，造成粮价飞涨，南京城一片怨声载道，民众苦不堪言……。陶保晋不忍目睹百姓饱受战乱饥荒之苦，毅然决定利用自己“立法委员”的身份，公开为民请愿，力求挽救南京的粮荒。他联合了监察委员吕一峰，马孟壮等三人立案弹劾了汪伪政府的粮食部长顾宝衡，此部长是汪精卫的妻子陈璧君的干儿子，陶保晋等人不畏强势的“弹劾义举”樋了马蜂窝，撞在了汪精卫的枪眼上，遭来了“官官相护”。汪精卫政府非但没有设法缓解粮食紧张，反诬陶保晋勾结不法粮商，对抗政府的粮食征购，当即下令特务机关秘密缉拿陶保晋。次日，在《中央日报》（1942年2月）的第二版头条刊登陶保晋等人被“撤职查办”，消息轰动了整个南京城。陶保晋虽然被汪精卫撤去了“立法委员”之职，但却无法摆脱暗算报复，“秘密缉拿”的杀身之祸。在家人和社会各方的帮助下颠沛流离，四处躲藏……。这就是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的专家学者们曾经提到的“陶锡三也曾逃亡过”的一段鲜为人知的内幕。汪伪政府的所作所为，本属造谣惑众，盗铃掩耳,经不起推敲，更有来自社会舆论的压力，所谓的“勾结不法奸商案”只好草草收兵，不了了之。直到“缉拿”风浪过后，陶保晋才算逃过一劫。他很庆幸，终于在惊心动魄的1942年，削去了他深恶痛绝的伪职，更庆幸，尚可将自己幸存的晚年，继续他尚未完成的慈善事业，他日日夜夜地为红卍字会的慈善救助操劳着。
陶保晋一生追求科学、法制救国，不涉党派和政治，以救助灾患为己任。但是残酷的侵略战争和政治斗争及利益的争夺，死死地缠住他，一次次地砸碎了他的慈善、和平梦。
1945年日寇投降了，蒋介石政府的接收大军进驻南京，但国民党军统局竟将一个被逼迫而又公开发布《辞职书》的所谓“维持会长”；一个被日伪“强派职”并于1942年逃过秘密缉拿而被汪精卫“撤职查办的立法委员”；一位远离政治的宗教事业家陶保晋收监入狱、侦查起诉并匆忙地于1946年6月8日经南京首都高等法院宣判其“共同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处有期徒刑两年，剥夺公权三年，全部财产，除酌留家属必需生活费外没收。”蒋介石政府对陶保晋“通敌谋反罪”的判决，巧妙地利用了当年民众对日寇和汉奸的深仇大恨，在强加的重罪下却给了轻判，在“全部财产没收”的重罚下却酌留家属必须生活费以示“宽怀”。这是一个很值得探讨，很有技巧的判决，但却是一个违背历史、毫无证据、捏造罪名的冤假错案的判决。这是年事已高、梦想安度晚年的陶保晋最惨的悲剧，也是陶保晋的亲人家属，子孙后代的巨大灾难，是中国爱国知识分子的悲惨命运，这更是令世人费解和啼笑皆非的政治笑话。此时，精通法学的大律师陶保晋深知其中奥妙，但身陷囹吾，政局动乱，申辩艰难。他极力劝阻亲友的声援和不适时机的申诉将带来的不测。而自己年高体弱，尚有后顾之忧；成年子女出国的出国，出嫁的出嫁，尚有子女远在外地参加革命和学运，夫人和未成年的子女随他受尽战乱的折磨而无力相助。他对政局早已心灰意冷，且已力不从心，致使他错过了“十日之内”的时限而未能为自己提出申诉。
1948年4月刑满出狱，他满腹冤屈，投诉无门，不幸于出狱2个月后便含冤而去，倒在南京火瓦巷---他倾注一生心血而又无力继续支撑下去的红卍字会办公室里。从此陶氏家族背上了“卖国贼家属”的罪名，被歧视、被株连，艰难度过60余载……所受的不公待遇，不必追叙，国人皆可理解和同情。
（四） 质疑乱世冤案 祭悼先人冥寿
陶保晋的长子陶逸钟，留学美国，专攻建筑设计，是我国著名的建筑设计师之一。父亲的入狱判刑和含冤离世，给了他沉重的打击。当年，国内政局动荡，内战正酣，在亲人的劝阻下，他未能赶回南京为父亲尽孝送终，为此而遗憾终生。他强忍悲恸，立志效仿和纪念父亲，于50年代初，毅然举家离开美国，踏上报效祖国、服务社会之路。他曾任职于中央建筑设计院，参加了建国10周年北京的重大建筑工程的设计，在祖国飞速发展的建设工程中留下了他的心血和足迹。他曾多次嘱咐我们“父亲善举一生，谦恭一世”，望弟妹们共同努力，为父亲申诉冤情，讨回公道。如今长兄已安息在北京八宝山烈士园，這竟已成为他的遗愿……
今天，在先人135周年诞辰之时，我们对蒋介石军统机关一手制造的陶保晋“通敌谋反”的乱世冤案提出质疑：
1、何为“通敌谋反”？1937年12月日寇占领南京汤山后，立即冲进陶庐温泉，疯狂扫荡并非法强行占为日军司令部所有。之后，处心积虑利用陶保晋的的名人地位，几经突然袭击，强逼他出任“维持会长”等伪职，并荷枪实弹夜袭私宅、砸毁经堂、霸占和劫走财物……。1938年3月陶保晋向日寇愤怒发出的《辞职书》呈交在法庭——白纸黑字写着：此重言声明：“所有会长虚名及任何名义一概辞谢，否认慰留。”这是陶保晋在日寇抢劫和逼迫下发出的怒吼！1942年陶保晋反抗日寇囤积军粮，敦促缓解南京粮荒，汪伪政府在当年2月《中央日报》撤职查办的黑体大字标题下，隐藏了“秘密缉拿”的黑幕，陶保晋受尽磨难，被迫四处逃亡。试问：世上有这样“通敌谋反”的吗？对日寇屠刀下的被害人判下通敌卖国罪，是军统特务机关的“发明创造”还是“栽赃陷害”？“通敌谋反”者必有人在，究竟是什麽人通敌谋反，并密约日寇，军统特务机关认真调查清楚了吗？
2、何为伪职罪？陶保晋自始至终，从未自愿和主动出任过任何伪职。强派和硬推的空衔——所谓的公开职务，他除了口头拒任和公开辞职，就是被汪伪政府“秘密缉拿和撤职查办”。期间，他从未做过一件伤害老百姓的坏事，却竭尽全力在他的红卍字会里兴办慈善，救助战乱中的百姓，陶保晋的“伪职罪”从何而定？而在《判决书》的犯罪事实中竟捏造出“受敌人之指使出而组织自治会，自任会长”等等。殊不知，以不涉政治为宗旨、以救助灾患为己任的陶保晋，一生中只有一次，自认过他自己于1922年创办的道教慈善团体“南京红卍字会会长”。军统特务们是因为失职，致使侦查出错？还是“欲加之罪”，张冠李戴又何妨？在虚设的立法委员期间，陶保晋深明大义，抵抗汪伪政府制造粮荒，自己险些丢掉性命，本应受到抗日政府的肯定和赞许，为何竟被写进“犯罪事实”之中？为何不敢向社会公开“弹劾”和“秘密缉拿”的内幕？为何不记其抗日有功，反倒判其“通日”有罪？究竟为甚麽陶保晋的“伪职罪”编造得如此离奇？如此拙劣？
3、何为减刑？既然条例规定1944年6月前“离任伪职者”可减刑1/2，那么1942年2月就被汪伪政府“缉拿撤职”的陶保晋怎可列在其中？“离任伪职”和“撤职查办”是可以等同的吗？为什麽要把被日伪撤职而又被迫逃亡的人起诉和判刑？军统要置人于死地，就可以勾销抗日之举吗？就可以将无辜受害者置于重罪和重罚吗？军统和高等法院到底执的什麼“法”？
4、何为逆产？陶保晋所有的实业和资产，均为合法经营所得和合法继承的私人财产，他以此为支撑，努力回报社会，大力兴办慈善，并在社会的支持和赞助下一生从事慈善事业，南京红卍字会存有详实的历史记载。日寇入侵，陶保晋非但没有谋私置产，更没有接受过日寇的任何“馈赠”，他在战乱中，只有对难民救助的自愿无偿付出，和被日寇不可饶恕的掠夺和抢占！何来“逆产”之说？始建于1920年，对江宁民族实业贡献杰出的《陶庐温泉》，是被日军霸占的，陶保晋与日寇是掠夺和被掠夺的关系，凭什麽将它定为“逆产”？霸占私宅，夜袭陶府疯狂抢劫……这都是尚未清算的日军暴行！陶保晋是“非法抢夺私产”的受害者而不是“日伪逆产”的拥有者！日寇投降了，抗日政府为何不帮受害者向日寇索赔？为何被日寇霸占的私人财产不能依法归还受害者所有？为何在不经审理、没有任何法律手续的1945年就将陶保晋的私产当作“逆产”来争夺？为何在1946年6月对陶保晋判刑的两个月之前，就已将《陶庐》确定为《总统专用温泉别墅》？......
是不是必须给陶保晋判“通敌谋反”的重罪，才能将他的私产变“逆产”而全部没收？这种“抓汉奸、收逆产”的政治资本和既得利益的占有，是不是只有把大慈善家变大卖国贼、把日寇的强盗掠夺变合法没收才可得以“冠冕”实现？......。
结束语
庆幸我们身处民主和谐盛世，祖国在中国共产党的科学、求实的方针下日新月异，国富民安。国民党的新生代也在执政一方，我们终于能够倾诉心声，唤起良知，讨回公道！
我们的结语是：乱世冤案 殃及子孙 不洗沉冤 天理难容！
陶保晋的后代们 2010年2月
